。对于这些变化,海外的黎巴嫩人起了促进的作用。变化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影响,其结果是把一个中古社会变成一个近代化社会。近海、基督徒占优势、对外关系方面倾向西方的传统,这三者使人民特别易于接受新刺激。

他们理解到,进步意味着从一种被认为不完善的状态转变成一种似乎较好的状态。这就要求相信某些尚未实现的事物是可能成功的,并具备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自我更新的愿望。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影响黎巴嫩面貌的彻底变化。

在这些变化中,经济变化是首要的,而且困难最小。它对固有的忠诚不会造成过度的压力。

至今,农业是主要的生活方式,它和商业的多方面牵涉相反,主要在于维持生计。农民一般只是为一家的自足而生产。工匠用手工工具在村落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商业合伙在正常情形下也只限于同一亲族的成员。“家族性”或亲邻性是当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特点。人事往来是以私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为特征的。不论是基督徒或的家庭都实行家长制,这是自圣经时代以来人所共知的事:一家三代同堂,受家长支配。婚姻由父母安排,并限于在近亲之间择配。

社会变化必然要引起情绪的波动,带来紧张与不安,因而比较困难,比较缓慢。农村生活的三大势力之一就是忠于家族,其他两个是热心于祖先崇拜和迷恋乡土。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的。移民活动是和下列的想法相抵触的,即忠于家族或它的部落、忠于教会和忠于乡土比起开辟新路会有更好的获致幸福的机会。在新的评价标准中,“亲属观念”所占的地位不高。在西方及西式学校的影响下,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打破了,而代之以仅仅包括着夫妻及子女(如果有的话)的小单位。不仅如此,由于群众发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贫困不是所规定的人们必需忍受的命运,而是应当克服的一种社会祸害,于是较大的社会组织开始出现裂缝。这是上述重大发现的必然结果。

直到目前,黎巴嫩社会也和每一个其他近东社会一样,实际上由上层和下层两大阶级所组成。随着主要来自下层社会的受现代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些人包括律师、医生、教员和商人)产生了一个中等阶级。他们往上挤,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依次地从贵族手里夺得了财政和政治权力。于是社会结构的牢固性让位于变动性。新思想具有足够的力量冲破现状的僵硬不化和顽固的自满。这样,黎巴嫩社会背叛了根深蒂固而为种族或血缘纽带所联系起来的旧的经济与社会形式,阔步前进,侧身于世界文明的行列。

一切变化,不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或政治的,都以心理状态的变化为前提。一般而言,后者又是正规的或非正规的教育的结果。当人们一认识到西方教育会提高声誉和改善谋生的机会时,高等学术机关就按照拉丁或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兴办起来了。当时新教育机关是由教会私办而不是国家创立的。1875年,贝鲁特的马龙派主教创立了一个学院,接着希腊正教与希腊天主教的主教也举办了两所。它们教授法语并聘请外国教师。这三所学院现在在黎巴嫩共和国首都仍然很昌盛。以后,1897年阿查尔的一个酋长也建立了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校。

对传播知识而言,不仅学校,而且学术团体、印刷所、杂志和报纸也都是必需的。早期的一个文理学会(叙利亚科学会)于1868年实行改组,经常举行例会,发行一种月刊并岀版在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它的会员有基督徒.和德鲁兹派,至少还有一个美国人,即爱里史密斯教。如此协力合作的情况,在本国文化史以至阿拉伯东方文化史上,在此以前是从未有过记载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学会的一次秘密集会上,一位二十一岁的基督徒朗诵了一首新诗,向阿拉伯人响起清澈的号声,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土耳其人。

早在美国教会印刷厂和天主教印刷所成立之前,黎巴嫩在加扎耶就有一家印刷所,它在1610年就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圣诗,不过是用古叙利亚字体排印的。马龙教派至今还十分珍视这些字体。还有一所马龙派修道院,即耸立在多格河河口的塔米次,在1855年以后也办了一所阿拉伯字体的印刷所。早在塔米次之前,贝鲁特的一所希腊正教修道院曾于1751年出版了用阿拉伯字体印的圣诗。所有这三家印刷所出版圣诗的原本出处大概是在罗马。

因为《古兰经》和手抄本有密切关系,们对使用活字印刷曾表现过犹豫。他们甚至到了今日还只许用石版印刷《古兰经》。自然,最早出版的书籍是翻译本。美国印刷厂最早的和有意义的计划是把《圣经》译成易懂的和文法正确的阿拉伯文。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要让圣书价格低廉或免费可得。当时所有的流行版本都是依据1671年在罗马印刷的译本翻印的。

儿童的识字课本。新译本从原文译出,除有充分理由外,措词没有越出已经长期使用的旧译本。《新约》发行于1860年,《旧约》发行于五年之后。同爱里·史密斯和凡戴克合作的有三个黎巴嫩学者,即:布斯坦尼、纳西夫雅兹吉和优素福·阿西尔。布斯坦尼从希伯来文译成初稿。

爱里史密斯是耶鲁大学和安都卫尔神学院的毕业生。凡戴克(死于1895年)是一个医生、数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曾任叙利亚新教学院的病理学与天文学教授,后来又创办了贝鲁特希腊正教医院。阿西尔(死于1889年)是阿查尔学院的毕业生,他任教于君士坦丁堡的师范学院、叙利亚新教学院和贝鲁特的一所希腊天主教学院;他专攻阿拉伯语文。

接着就是天主教所译的《圣经》译本出版。这个译本是纳西夫的儿子,大文法家和文学家易卜拉欣·雅兹吉(死于1900年)校订的。它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但在阿文的风格上则颇见优越。两种译本不仅在精神的影响上而且在文学的影响上,都是划时代的。它们有利于宗教教育的推广,而且是今日阿拉伯世界各种期刊、杂志和书籍所通用的文体,即新古典阿拉伯文体的先驱。

布斯坦尼(1819—1883年)是当时最博学、最多产的学者。他的文法教本把一位马龙派主教所写的一本较早的文法教本中的文法加以简明化和近代化。他的数学教本参考了许多英文原著。二者都满足了历代青年学生的需要。布斯坦尼的两卷阿拉伯文字典是第一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字典,尽管未加修订,至今仍被人们使用。它也没有缩本。作者是一位编辑,也是一个新闻记者。他编辑了第一部六大本的阿拉伯百科全书。他创办了一种报纸、一种周刊和一种双周刊。他的报纸是在黎巴嫩阿拉伯新闻事业诞生之后不久,于1860年创刊的。卡利-库里(生于苏卫法特)在1858年发行了第一份正式的报纸。他的《新闻园地》一直由他私人刊行至1911年。从那个时候起贝鲁特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最大的报业中心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最大报业中心。和布斯坦尼同时代的纳西夫匚雅兹吉(死于1871年)也同样编写了许多一直到现在仍被使用的著作。他因编写了一本语法和一部包括有六十篇文学论文的选集而出名。

就是这个纳西夫的儿子易卜拉欣,他朗诵了一首诗,开头是:“起来,阿拉伯人,从梦乡中清醒吧!你们已经陷入没膝的苦难深渊。”这句话被看成是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战斗的第一枪。唤起阿拉伯民族的政治觉醒是理智觉醒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应当记住,近代民族是十八世纪晚期法国革命的产物。它的口号是“平等、博爱、自由”。受西方教育的黎巴嫩人是它的合乎逻辑的连络员。们迟疑不敢接受新学说,而当他们加以接受的时候,新学说就和泛主义混合起来并和群众的不断高涨的热望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种世俗运动,强调经济价值以及无限忠于一个地理单位内的集体,而不考虑宗教信仰的差别。它显然是和教相矛盾的。教强调精神价值,坚持忠于具有共同信仰的集体,而不受地区的限制。古典阿拉伯文的词汇中没有关于爱国主义、祖国、自由、民主等词所包含的革命的与斗争的概念。对于所有这些概念都必须创造新名词一一它大部分是从外国移植来的——或将旧名词修改之后加以使用。阿文里确实有“自由”这个词,但它的意义是奴隶状态的反面。

新输入学说的中心不久从贝鲁特转移到开罗。开罗在英国统治下享有较大的表示意见的自由。可是学说的拥护者在一个时期内还是那些人。这里阿拉伯人的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论点是:“阿拉伯语言的子孙们”建立一个国家,大家要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它把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主义对立起来。但是当这个脆弱的新生的运动遇到纯粹地区性的问题时,它就破碎了。在埃及,反对英国人的统治成为民族者的试金石。埃及人的民族产生了。“埃及人的埃及”成为他们的口号。

在黎巴嫩,对青年土耳其党的奥斯曼化政策的反抗,在1908年该党掌权及1909年阿卜杜·哈米德被废黜之后就开始了,其结果是离开了整个运动而采取了分离主义的形式。叙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整个民族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参加。后来它开始向下层渗透并去鼓动群众。但是它渗透到下层越深,就变得越加虚弱。

八月底,黎巴嫩的避暑胜地阿勒成立了军事法庭。凡是和列入黑名单的社团有关连或为其成员的人一律要判罪,甚至外国亲友来信中出现一两句批评当局的话,也都要判罪。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们都被放逐。那些同情法国人或同情麦加的谢里夫胡赛因的黎巴嫩人或叙利亚人都被定罪,被处绞刑。汉志的统治者曾树起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叛旗并于1916年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之王。这一年的5月6日,十四个基督徒和被绞死于贝鲁特,七个被绞死于大马士革。以后又有一些人惨遭非命。今天这两个国家都在殉难者日举行纪念,两国首都还都设有殉难者广场。人们恨詹马耳入骨,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刽子手。

青年土耳其党缺乏国际事务经验,但并不缺乏改革的热忱以及把帝国引上进步道路的激情,他们终于在1914年10月使帝国投入了战争,站在同盟国一边而导致国家的崩溃。它及时派遣了党的领导人之一詹马耳帕夏为叙利亚的军事长官兼第四军总司令。他上任之后急忙设法对付那两国中被认为较不忠诚的黎巴嫩。1915年8月詹马耳废除了半个世纪以来黎巴嫩的自治地位。这样,这个国家就沦入了土耳其人的为期三年的直接统治,这是他们在星月旗下最冗长、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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